沉香药性和功效源流考证

摘要目的：考证沉香药性和功效的历史沿革，为沉香的临床运用及进一步研究提供支持。方法：通过梳理历代文献，以历代本草著作中有关沉香的记载为主，结合沉香品质鉴定相关文献，以不同历史时期香药流通特点为辅，归纳、探讨其药性和药效发展规律及成因。结果：沉香药性理论发展相对稳定。沉香功效从早期演变至今有诸多新增与脱失，且功效理论的发展随不同时期中医理论演化、经济和政治等因素而呈现出独特规律。结论：沉香使用源于秦汉用香习俗，其药用理论则起源于秦汉，完善于隋唐，发展于宋金元，成熟于明清，最终发展为现今的认识。

　　关键词沉香；本草；药性；功效；文献

　　沉香，又名沉水香，水沉，蜜香等。沉香作为对中国医药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外来香药，基于产地变迁、基源树种改变、贸易和政治等因素，历代医药家对其药性和功效的认识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２０１５版中国药典规定沉香为瑞香科植物白木香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Ｇｉｌｇ含有树脂的木材，这与传统本草对沉香的记载有较大差异。据考证，本草典籍所载沉香主要是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国产沉香）和沉香（进口沉香）〔１〕。当其受到外伤或真红油菌感染刺激后，会分泌树脂帮助愈合，产生浓郁香气的组织物，即结香。据宋《本草图经》载：“（沉香）欲取之，先断其积年老木根，经年其外皮干俱朽烂，其木心与枝节不坏者，即香也”〔２〕。可见传统药用沉香是木质朽烂后树脂与木材紧密融合的部分，因树脂含量较高，密度较大故可沉水，须注意这与《药典》规定“含有树脂的木材”有所不同。经查询前人所做的沉香文献研究，多集中在异名辨析、基源树种和产地变迁等，而涉及沉香药性和功效的考证不够深入。本文按照历史发展顺序，选取各时期本草典籍共２９部，梳理并归纳其性味归经及功效源流，明确其历史沿革，为拓展沉香的适应范围以及实验室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文献学资料。

　　１药性考证

　　沉香作为朝贡和贸易商品，在东汉杨孚的《交州异物志》中首次被提及：“蜜香（沉香），取先断其根，经年，外皮烂，中心及节坚黑者，置于水中则沉，是谓沉香”〔３〕。汉代贵族有香熏衣服、被褥的习俗，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发展渐盛，焚香已是宗教活动的重要仪式。沉香作为重要香料，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走进医药家视野。有道家背景的梁代医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甘草条下提到“此草最为众药之主，经方少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此香合香家要用，不正入药。唯疗恶核毒肿，道方颇有用处”〔４〕，可见沉香在当时社会应用之广。而沉香载入药用本草，则见于更早期的《名医别录》：沉香与“熏陆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并微温。悉治风水毒肿，去恶气”〔５〕。后世随着沉香在宫廷和民间的应用日趋广泛，历代本草典籍对沉香的收载和发挥日多。

　　１１性味

　　１１１性：通过文献分析，所有关于沉香性味记录中作“性热”者１条；“性微温”者共１４条，多集中于明代及之前（明之前５条，明５条）；记载“性温”者１２条，多集中在清代（８条）。其中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次提到“咀嚼香甜者性平，辛辣者性热”〔６〕，将咀嚼品尝到的“香甜”和“辛辣”增加为判断性平或性热的标准，后人多沿袭之。见表１。

　　《日华子本草》是唯一一本提出沉香性“热”的本草书籍。据尚志钧考证，《日华子本草》是一部总结唐末及五代时期药学成就的民间本草，对药性有所发展，在６００多味药物中，就有２００余味药性与前代药物记载不同〔７〕。分析其所述沉香功效“调中，补五脏，益精壮阳，暖腰膝，去邪气，止转筋，吐泻，冷气，破癥癖，冷风麻痹，骨节不任，湿风皮肤痒，心腹痛，气痢”〔８〕，沉香应具有温补、通行全身气机之用，而同期方书中含有沉香的方剂主要治疗风热毒肿、小儿丹肿等发热性疾病（见后文功效考证），显然与“性热”相悖。唐代民间沉香流通少，质量良莠不齐，日华子所见沉香未必是药用沉香。因此，笔者认为此条“性热”不作为沉香确定药性的主要参考依据。

　　１１２味：唐以前本草书籍中未见关于沉香药味记载，唐《日华子本草》首次提出沉香“味辛”〔８〕，而五代时期李珣在《海药本草》中则记载沉香“味苦”〔１０〕。经过文献对比分析，仅李珣《海药本草》１条记录沉香“味苦”，有１０条记录作“味辛”，其中明代５条；有９条作“味辛苦”，其中清代７条；仅一条记录作“味辛甘苦”，出自清代张璐《本经逢原》〔２０〕。由此可见明之前对沉香药味记载较少，至明清才对沉香药味有了进一步认识。见表２。经过对沉香四气五味进行综合分析，明代及之前的本草书籍对沉香性味多写作“辛，微温”，清代则演变为“辛苦，温”，与２０１５版《中国药典》所规定沉香性味“辛、苦，微温”相似。笔者认为，明清海禁政策后药用沉香供应以岭南种植的白木香为主，基源树种的改变是导致性味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１２归经金代是药物归经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张元素首次把归经作为药性主要内容加以论述，《珍珠囊》记载了沉香可以补右肾命门〔１３〕，后世沿袭此说为多。《汤液本草》则引述了李杲提出沉香可以“能养诸气，上而至天，下而至泉。用为使，最相宜”〔１２〕，于是后世医家又围绕补脾胃、气机升降加以发挥，联系脏腑辨证，进一步发展了沉香的归经理论，如明代医家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中所载：“入足阳明、太阴、少阴，兼入手少阴、足厥阴经。

　　《本经》疗风水毒肿者，即风毒水肿也。风为阳邪，郁于经络，遇火相煽……沉香得雨露之精气，故能解风火之毒。……辛香入脾而燥湿，则水肿自消。凡邪恶气之中人，必从口鼻而入。口鼻为阳明之窍，阳明虚则恶气易入。得芬芳清阳之气，则恶气除而脾胃安矣”〔１４〕。李中梓则在《本草征要》中指出沉香“入脾、胃、肝、肾四经”〔１８〕。由此可见，沉香的归经演化虽然看似不统一，但实则围绕“补肾”“补脾胃”和“行气”三大核心功效推演而来。２０１５版《药典》规定沉香“归脾、胃、肾经”，也与之相符。见表３。

　　１３升降浮沉李杲云：“能养诸气，上而至天，下而至泉。用为使，最相宜”〔１３〕。对后人理解沉香产生了长远影响。明代杨时泰在《本草述钩元》论曰：“沉香木得水方结，多在折枝枯干中，（或枝干因水朽而结）因雨露之所浸渍，又得朝阳之久照，而膏脉凝聚，大抵禀于地之阳，而酿于天之阴，且酿诸阴而仍发诸阳者”〔２３〕。选取本草文献中有８条明确关于升降浮沉的记载，仅叶天士的《本草经解》认为“气味俱升”而无降〔２２〕。清代徐大椿《药性切用》认识正好相反：“诸木皆浮，而沉香独沉。力能堕痰下气，为宣导下行专药”〔３１〕。由此可见，古代医家多认为沉香质重沉于水，气又清香，体阴用阳，可升可降，部分典籍虽未明确记载，但其阐述沉香功效时亦都暗含其意。如清代陈士铎著《本草新编》时言：“温肾而又通心。用黄连、肉桂以交心肾者，不若用沉香更为省事，一药而两用之也。但用之以交心肾，须用之一钱为妙。不必水磨，切片为末，调入于心肾补药中，同服可也”〔２１〕。

　　１４毒性纵观所有本草典籍，未有关于沉香有毒的记载。

　　综上所述，沉香的药性理论发展关于其四气五味的记载相对统一，由明及之前的“性微温，辛”转变为清代的“性温，辛苦”，这与沉香贸易波动带来的产地、基源树种变化有关。归经理论虽由最初“补右肾命门”发展到“胃脾肾心肝肺”，看似复杂的演变背后，其核心仍是围绕张元素和李杲最早提出的“补右肾”“补脾胃”而展开。升降浮沉没有离开金元时期归经理论这一重要转折点，“通天彻地”的升降观点几乎成了沉香药效演化的理论基石。

　　２沉香品质鉴定考证

　　沉香功效与其产地、基源树种、结香时间、结香过程中树脂与木材的结合程度均密切相关，因此在讨论沉香的功效源流之前，需要先对沉香品质鉴别进行有关考证。

　　２１产地与基源沉香产地最早记载于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交趾有蜜香树……”〔３２〕随后是生活于五代的香药商人李珣在《海药本草》指出：“按《正经》生南海山谷”〔１０〕，宋《本草图经》载有“今惟海南诸国及交、广、崖州有之”〔２〕可见至宋代，沉香供应渠道已发展为进口与国内种植两种。据考证，进口沉香多为沉香木，国内种植基源树种多为白木香〔３３〕。树种与地域差异必然带来沉香品质差异。

　　《本草图经》又转载《天香传》云：“窦、化、高、雷，中国出香之地也，比海南者优劣不侔甚矣。既所禀不同，复售者多，而取者速，是以黄熟不待其稍成，栈沉不待似是，盖趋利戕贼之深也。非同琼管黎人，非时不妄翦伐，故木无夭札之患，得必异香”〔２〕。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则引多家：“叶廷珪云：出渤泥、占城、真腊者，谓之番沉，亦曰舶沉，曰药沉，医家多用之，以真腊为上。蔡絛云：占城不若真腊，真腊不若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海北高、化诸州者，皆栈香尔。范成大云：……万安在岛东，钟朝阳之气，故香尤酝藉，土人亦自难得。舶沉香多腥烈，尾烟必焦。交趾海北之香，聚于钦州，谓之钦香，气尤酷烈。南人不甚重之，惟以入药”〔６〕。明《本草乘雅半偈》指出：“出天竺，及海南诸国，今岭南州郡悉有，傍海处尤多……既所禀不侔，亦复优劣有异。各俟其形全气足而后采取，功力始备。今岭南人不耐其成，每多趋利伐贼之害，唯璚管黎人，非时不妄剪凿，故屡获异香”〔１７〕。由此可见，历代医家认为南海沉香优于本土“窦、化、高、雷，中国出香之地”，产地越往南品质越好。本土沉香不但“所禀不侔，优劣有异”，且不“俟其形全气足而后采取”，不待“功力始备”“每多趋利伐贼之害”，追利求速，结香时间短，故沉香品质不高。

　　２２结香品质考证南北朝雷斅在《雷公炮炙论》最早提出沉香药用品质标准：“凡使沉香，须要不枯，如觜角硬重沉于水下者为上，半沉者次之。不可见火”〔３４〕。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其枝节不朽，最紧实者为沉香；浮者为煎香；以次形如鸡骨者为鸡骨香，如马蹄者为马蹄香……其马蹄、鸡骨皆是煎香，并堪熏衣去臭，余无别功”〔３５〕。明确非沉水者只能用于“熏衣去臭”。宋之前，沉香消费多集中在宫廷贵族阶层，唐代王建曾作诗云：“供御香方加减频，水沈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许相传出，已被医家写与人”〔３６〕。也说明了沉香从官用御用到民间医用的一个途径。当时医家接触此类香药不易，故本草典籍所述不甚详细。宋代海上贸易活跃，香药交易量大幅增长，随着优质沉香不断输入内地，医家对沉香的认识也随之提升。宋《本草图经》第一次明确提出生结黄熟不堪入药：“坚黑而沉水为沉香；半浮半沉与水面平者，为鸡骨；最粗者为栈香……其又粗不堪药用者，为生结黄熟香”〔２〕。宋《本草衍义》又结合产地进一步指出：“沉之良者，惟在琼崖等州，俗谓之角沉。黄沉乃枯木中得者，宜入药用”〔３７〕。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集前人所述，根据结香与水的比重分为三等：“曰沉，曰栈，曰黄熟”，其中沉水香又因结香方式分为四种：“曰熟结，乃膏脉凝结自朽出者；曰生结，乃刀斧伐仆，膏脉结聚者；曰脱落，乃因水朽而结者；曰虫漏，乃因蠹隙而结者。生结为上，熟脱次之。……栈香入水半浮半沉，即沉香之半结连木者，或作煎香……入药皆次于沉香”。并详细描述黄熟香“其黄熟香，即香之轻虚者，俗讹为速香是矣。有生速，斫伐而取者。有熟速，腐朽而取者……并不堪入药，但可焚爇”〔６〕。《本草乘雅半偈》则首次将贵重的奇南香纳入药用沉香：“原属同类，因（沉香）树分牝牡，则阴阳形质，臭味情性，各各差别。……成南之本，为牡，为阳，故味辛辣，臭显发，性禁止，系之闭二便，阳体而阴用，卫外而为固也”〔１７〕。因明末清初受海禁影响，海上贸易几乎停滞，药用沉香的供给转为岭南诸郡和琼州崖州等人工种植为主。据民国《东莞县志》载：“＜彭志＞，按莞香至明代始重于世……本出交趾，移植广管，而于莞土尤宜”。“凡种四五年，则伐其正干，正干者白木香也……又越三四年，乃凿香头，初凿曰开香门，凿数行如马牙。凿后用黄砂土封盖，使之复生……富者十余年始开香门，贫者七八年即开，开后年年可凿”〔３８〕。因此清代本草典籍关于沉香产地多抄袭前人，发挥无多。

　　３沉香功效源流考证

　　３１秦汉至两晋成书于汉末，由历代医家汇集的《名医别录》首载沉香：与“薰陆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并微温。悉治风水毒肿，去恶气”〔５〕。最早含有沉香的方剂为晋·刘涓子《刘涓子鬼遗方》中的“治瘭疽，丹砂服膏方”〔３９〕，东晋《小品方》载有“疗恶肉，恶脉，恶核，瘰疬，风结肿气痛”的五香连翘汤〔４０〕，均与《别录》所述功效相同。同时期《肘后备急方》则载有两首含沉香的方剂：五香连翘汤和六味熏衣香方〔４１〕，可见此时的药用沉香已分为入煎剂和外用两类，比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关于沉香的鉴别“最紧实者为沉香，浮者为煎香……鸡骨、马蹄皆是煎香……并堪熏衣去臭，余无别功”〔３５〕早了近三百余年。沉香在唐以前主要供皇宫贵族和宗教人士使用，民间极少流通，因此本草和方书对其记载无多。

　　３２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由南北朝《本草经集注》至唐《新修本草》，沉香功效依然沿袭《别录》之说。至五代时期，身为专营香药的波斯人李珣，在其所著《海药本草》中丰富了沉香功效，并对剂型使用作出更详细的描述：“主心腹痛，霍乱，中恶邪鬼疰，清人神，并宜酒煮服之。诸疮肿，宜入膏用”〔１０〕。而《日华子本草》所载内容较多，且首开补益之说：“调中，补五脏，益精壮阳，暖腰膝，去邪气，止转筋，吐泻，冷气，破癥癖，冷风麻痹，骨节不任，湿风皮肤痒，心腹痛，气痢”〔８〕。据尚志钧考证，《日华子本草》作为唐末至五代时期的民间药学著作，对过去一些旧药，记载了新用途〔７〕。纵观这一时期方书，《备急千金要方》载有含沉香方剂１８首，其中风热毒肿５首、伤寒发肿１首，熏衣香方７首，美容香体方５首〔４２〕。《千金翼方》又增加风热毒肿２首，熏衣香方２首，美容香体方４首，疮疥癣方１首〔４３〕。这一时期方书所载与本草记载功效相符。与此同时，随着唐代经济繁荣，对外贸易活跃，更多沉香进入市场流通，为医药家认识及运用沉香带来契机，这一时期成为沉香药用理论完善的重要阶段。

　　３３宋金元宋金元时期的沉香功效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本草记载、方剂数目和临床运用范围的增加。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曰：“然《经》中只言疗风水毒肿，去恶气，余更无治疗。今医家用以保和卫气，为上品药。今人故多与乌药磨服，走散滞气，独行则势弱……有益无损……”〔３７〕。“保和卫气”“有益无损”都是第一次提出，继承了沉香补益功效。金代张元素则认为沉香“调中顺气，疗痛绞心腹……疗肿除风去水，止霍乱转筋，壮元阳，辟恶气”〔１３〕，并在描述归经时首次把沉香归为补右肾命门。香能入脾醒脾，李杲则认为沉香可以“能养诸气，上而至天，下而至泉。用为使，最相宜”〔１３〕。随着金元时期药物归经理论和脏腑辨证理论的逐步形成，张元素师徒将沉香功效引向补益“肾与命门”和“脾胃”，这对后世许多医家运用沉香均产生较大影响。另外，与早期重视香能通神明不同，沉香“清人神”功能或许随着宋香薰文化的繁盛而日渐走出医家视野，从此消失在沉香的本草记录中。宋代是香药使用鼎盛时期，海上贸易频繁，交易量大。国家设立了“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局”，由专人监督制造和出售成药。据统计，宋太医院编著的《圣济总录》载有沉香配方数量最多，有１５１个。其次是宋另一部大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记录了含有沉香的配方１１１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作为太平惠民和剂局主持编写的成药标准，载有沉香配方２５个〔４４〕。国立药局的销售，加上唐之后民间香文化蔚然成风，导致宋代对沉香的需求量大增。动辄用几两几十两的沉香方剂，以及昂贵的进口价格，使海南沉香无法满足需要，本土种植沉香逐步成为替代品，也由此带来沉香功效认识的新变革。《本草图经》记载“今惟海南诸国及交、广、崖州有之”〔２〕。又转《天香传》云：“窦、化、高、雷，中国出香之地也，比海南者优劣不侔甚矣”，笔者推测，宋代药用沉香品种和产地已有所改变，国产沉香地理位置靠北，禀赋与南海进口沉香不同，导致药效也比之前有所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宋金元是沉香功效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

　　３４明清明代医家多继承并发扬了张元素和李杲对沉香功效的思考，且深受宋代格物致知研究方式的影响，这段时期本草典籍阐述充分，并纳入新的病证描述，如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云：“疗风水毒肿，去恶气。……风为阳邪，郁于经络，遇火相煽，则发出诸毒。沉香得雨露之精气，故能解风火之毒。水肿者，脾恶湿而喜燥。辛香入脾而燥湿，则水肿自消。凡邪恶气之中人，必从口鼻而入。口鼻为阳明之窍，阳明虚则恶气易入。得芬芳清阳之气，则恶气除而脾胃安矣”〔１４〕。沉香功效在《本草纲目》记载为“治上热下寒，气逆喘急，大肠虚闭，小便气淋，男子精冷”〔６〕，增加了“上热下寒，气逆喘急，大肠虚闭，小便气淋”的新功效。因《本草纲目》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之后的本草书籍又针对此四种功效做进一步发挥。另外，随着命门理论走向成熟，清代医家更多使用补命门相火的说法阐释沉香功效，且全面整理了沉香的临床功效。如陈士铎在《本草新编》记载：“入命门。补相火，抑阴助阳，养诸气，通天彻地，治吐泻，引龙雷之火下藏肾宫，安呕逆之气，上通于心脏，乃心肾交接之妙品。又温而不热，可常用以益阳者也。温肾而又通心。用黄连、肉桂以交心肾者，不若用沉香更为省事……”〔２１〕。张璐《本经逢原》曰：“……专于化气，诸气郁结不伸者宜之。

　　……行而不泄，扶脾达肾，摄火归源。主大肠虚秘，小便气淋及痰涎，血出于脾者，为之要药。凡心腹卒痛霍乱中恶，气逆喘急者并宜。酒磨服之，补命门三焦，男子精冷……”〔２０〕。对比金元之前本草典籍，沉香的补益功效由“补五脏”、“保和卫气”转向“补肾和脾”，且由“可升可降”渐渐专攻“补火降气归肾，专入命门”，如《本草撮要》曰：“功专治气淋精寒”〔２６〕。或走向另一个极端，通天彻地无所不入，如《本草述钩元》：“主治调中去怯。安神养诸气。去恶气。止冷气。降真气。开结气。破癥癖。治上热下寒。气逆喘急。补右肾命门。补脾胃及痰涎。血出于脾。能治大肠虚闭。小便气淋。……沉之能降真气……调中止冷保和卫气……升降水火能养诸气”〔２３〕。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医家大多围绕金元时期建立的“温补肾阳”“行气”“补脾胃”功效而述，扩大了临床应用，明清时期成为沉香功效认知的成熟期。

　　３５玉石药修治考证在查阅本草文献时，笔者发现除沉香单独条目外，有多处关于沉香参与玉石药修治的记载，其根源来自《雷公炮炙论》，如云母条下记载：“云母……浮如蜗涎者即去之。如此三度淘净，取沉香一两捣作末，以天池水煎沉香汤三升以来，分为三度，再淘云母浆了，日晒任用”〔３４〕。该书是南朝·刘宋雷敩所著，与梁代陶弘景时期相近，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提出：“沉香……此六种香皆合香家要用，不正复入药，唯治恶核毒肿，道方颇有用处”〔４〕。南北朝时期道家服石风正盛，沉香作为道教用香参与玉石药的修治，既符合道教用香习惯，又可利用沉香行气功效调节玉石药的药性，笔者认为应补充进沉香功效。

　　４讨论

　　沉香作为外来贵重香药，从东汉朝贡进口到国产种植的演化过程可知，其既受地域气候、基源树种、结香时间和方式等自然因素影响，又受社会文化、贸易及政治等因素干扰，致使沉香在本草发展史上呈现出名称混乱、品质参差、药性和功效由简到繁又多变的演变特点。纵观历代文献，因其树种生长结香的地理区域相对固定在南方，故药性相对稳定。功效则随着应用实践的不断深化及金元医家理论创新而呈现较多变化，２０１５版《药典》规定沉香的功能与主治“行气止痛，温中止呕，纳气平喘。用于胸腹胀闷疼痛，胃寒呕吐呃逆，肾虚气逆喘急”。本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