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１８年８月于我院消化科住院的结直肠息肉患者６４３例，男３３３例，女３１０例，年龄２０～８９岁，平均５７．６１岁。其中非ＡＰｓ患者１９１例（２９．７％），ＡＰｓ患者４５２例（７０．３％）。肥胖患者３１例（４．８％），合并高血压者１９１例（２９．７％），合并高脂血症者２１４例（３３．３％），合并空腹血糖升高者８５例（１３．２％），合并高尿酸血症者１２２例（１９．０％），合并脂肪肝者１３８例（２１．５％）。

１．２纳入、排除及诊断标准

１．２．１纳入标准

年龄≥１８岁；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在广东生活≥１５年者。

１．２．２排除标准

Ｐ－Ｊ综合征、家族性腺瘤病性息肉或结直肠息肉已癌变者；患ＣＲＣ、炎症性肠病或肠结核者；数据资料不完整；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１．２．３诊断标准

参照Ｍｏｒｓｏｎ组织学分类法主要分为非ＡＰｓ（包括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错构瘤性息肉）和ＡＰｓ（包括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管状－绒毛状腺瘤）２大类。根据２０１１年《中国成人肥胖症防治专家共识意见》［４］，ＢＭＩ（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２８ｋｇ／ｍ２定义为肥胖人群。

１．３研究方法

根据纳入、排除及诊断标准，纳入结直肠息肉患者６４３例，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横断面－回顾性分析。

１．４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４．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珚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进行比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研究ＡＰｓ的发病危险因素，并计算ＯＲ值及９５％ＣＩ（置信区间，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以Ｐ＜０．０５（双侧检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２．１ＡＰｓ发病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示，性别为ＡＰｓ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０．６７，９５％ＣＩ：０．４８～０．９６，Ｐ＝０．０２７），男性ＡＰｓ发病率（５４．４％）大于女性（４５．６％），男女比例为１．１９１；但ＡＰｓ与年龄、肥胖及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空腹血糖升高、高尿酸血症和脂肪肝疾病等因素无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５）。

２．２中医证型分布

ＡＰｓ患者临床主要辨证分为虚证（脾胃气虚证、阳气亏虚证、阴阳两虚证）、虚实夹杂证（肝郁脾虚证、脾虚湿蕴证、脾虚夹瘀证）和实证（大肠湿热证）３大类，其中ＡＰｓ患者脾虚夹瘀证最常见（７４．３％），其次为脾胃气虚证（１０．２％）和大肠湿热证（８．６％）；主要中医证型分布存在着性别差异，男性ＡＰｓ患者以脾虚夹瘀证（７２．４％）和大肠湿热证（１３．４％）多见，女性则以脾虚夹瘀证（７６．７％）和脾胃气虚证（１０．７％）多见。

２．３ＡＰｓ的中医致病因素

ＡＰｓ患者病邪因素可分为虚（气虚、阳虚、阴虚）和实（气郁、瘀、湿、热）２类，经χ２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检验，ＡＰｓ发病与气虚夹瘀浊、瘀血因素有关（Ｐ＝０．００１）。因此，脾虚为本，兼夹瘀浊、瘀血为患，可能为ＡＰｓ发病机制。

３讨论

根据组织病理学特征，结直肠息肉主要分为非腺瘤性息肉和腺瘤性息肉２大类［５］。ＡＰｓ被称为癌前病变而与ＣＲＣ关系最是密切。本研究发现性别为ＡＰｓ发病的危险因素，男性患者发病率高于女性，与既往有关ＡＰｓ研究结果一致［６－７］，可能与男性吸烟、饮酒等多种不良因素有关，以及可能与女性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和女性盆腔的特殊结构有关［８－９］。本研究发现年龄与ＡＰｓ发病无明显相关性，与先前研究结果不同［７，１０］，考虑可能为样本来源地域较局限，不足以代表总体特点，尚待进一步探究。广东地区ＡＰｓ发病与肥胖及合并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空腹血糖升高、高尿酸血症和脂肪肝疾病因素无关，这与先前波兰地区研究结果不一［１１－１２］。但一项日本的研究同样发现，ＢＭＩ、高血压、高脂血症及糖尿病疾病与ＡＰｓ发病无相关性，代谢综合征中只有腹围差异与ＡＰｓ相关［７］。目前亚洲有很多关于代谢综合征与ＡＰｓ之间关联的报道，但关于这种关联性别差异的研究是有限的。此外，在代谢综合征方面，只有中心性肥胖因素是ＡＰｓ患者的独立危险因子。Ｌｉｕ等［１３］在中国人群中进行的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也发现男性患者中代谢综合征与ＡＰｓ显著相关，但将代谢综合征分开分析时，仅发现中心性肥胖、高密度脂蛋白和三酰甘油水平与ＡＰｓ相关，而高血压、空腹血糖升高、ＢＭＩ与ＡＰｓ发病也无明显相关性。徐莹等［１４］研究发现，合并脂肪肝及高尿酸血症危险因素与大肠息肉发病相关。但本研究显示，合并脂肪肝及高尿酸血症疾病与ＡＰｓ发病与否尚无明显相关性。此外，有关研究认为ＡＰｓ发病可能与ＣＲＣ家族史、吸烟、幽门螺杆菌感染、胃息肉及炎性因子水平相关［１０－１２，１４－１５］，本研究尚未涉及，仍需进一步探究。中医方面，最早对大肠息肉的描述见于《灵枢•水胀》，问曰：“肠覃如何？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生”。本研究发现脾虚夹瘀证是ＡＰｓ的基础证型，而中医证型主要分布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患者以脾虚夹瘀证和大肠湿热证较多见，女性患者脾虚夹瘀证和脾胃气虚证较常见。不同地区其大肠息肉中医证型分布不同，陈良荣等［１６］发现广西大肠息肉人群以湿热证、脾虚证为著，尤以湿郁肠腑证最为多，考虑湿邪为广西地区大肠息肉产生的主要病理因素。顾立梅等［１７］发现江苏地区湿热瘀阻证常见，而脾虚湿滞证和肝郁脾虚证均以脾虚为其基础证型，亦认为脾虚可能是结直肠肉发病的主要病理基础，湿、热、瘀等是本病常见的病理因素。广东地区，ＡＰｓ发病则是以脾虚为本，后期瘀浊、瘀血病理产物形成，虚和瘀夹杂为患。现代医家也大多认为“脾虚”是本病的病机重点，而湿热、寒湿、湿浊、痰浊及由此而引起的瘀浊、瘀血则是该病的中医学病因［１８］。疾病的发生与演变与环境因素密切，广东岭南潮湿地区湿邪为重，脾喜燥恶湿，湿邪易困阻脾胃；加之气候炎热，饮食不节，贪凉饮冷，使脾胃受损，运化功能失调，湿浊内生，留滞大肠，久而为瘀，瘀浊、瘀血病理产物最后发展为具有更高危险性的息肉病变。因此，广东地区ＡＰｓ患者应以健脾理气、祛瘀化浊治疗为主，根据临床证型差异，辨证加减论治，使脾的运化和大肠传导功能恢复，佐以祛瘀化浊之品，则有形之瘀浊、瘀血等病理产物得化，息肉不易生也。现代研究也表明，中药具有预防和治疗肿瘤作用，通过作用于肿瘤的信号通路，达到对抗肿瘤的效果，其发展前景可观，有待深入探究［１９－２０］。由于地域限制且样本数量不够大，可能尚不足以代表总体ＡＰｓ发病特征。本研究所收集病例资料记录有限，且ＡＰｓ发病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有待纳入更多的可能风险因素进一步探究其相关性。因此，仍需设计更加严谨的大样本、多中心及前瞻性临床研究进一步探究其发病原因及机制。

参考文献

［１］孙可欣，郑荣寿，张思维．等．２０１５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Ｊ］．中国肿瘤，２０１９，２８（１）：１－１１．

［２］薛晶，林一帆，刘杨，等．结肠息肉发生及生物学特征与中医证型的关系［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２）：８８－９１．

［３］周琴，梁颖茹，李燕，等．广州市人群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大肠癌筛查成本分析［Ｊ］．中国肿瘤，２０１９，２８（４）：２５７－２６３．

作者：毛文昕 钟子劭 黄穗平 张望 王静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